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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九章 收台湾（三）
在日本控制台湾时根本不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对待台湾人民和自己国民完全一样，日本统治时期，虽然在法律上台湾人被看作是“日本人”中的“少数民族”，但与“纯正”日本人相比，台湾人受到了很大的歧视。在经济表现和统治上的表现就是一方面。日本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资本出于追逐利润的天性，当然也会对台湾的经济近代化起到一定作用。比如在台湾进行人口调查、水利建设、改进农作物、推行使用化肥、交通建设等。但是这些所谓的“成就”是资本主义扩展的结果，近代化水平越高，日本殖民者得到的越多。实际上，由于日本垄断资本的肆意扩展，台湾本土的民族资本毫无出路，全台同胞几近沦为日本廉价劳动力，这对于台湾的近代化而言完全是个压制。另外，这些现代化企业不但生产了财富，实际上也代替了警察的监视任务。
大规模的工厂集中了新型的产业工人，也集中了权力的实施对象。194o年收复台湾战争爆之前全部工业部门雇用了238856个台湾人和19536个日本人，日本人多数为管理者，台湾同胞则几乎全都为产业工人，日本人占台湾人的8％左右。据战后1946年统计，台湾的官吏和警察总数为5oo6o4人，台湾总人口为5768711人，日本人占台湾人的比例也是8％。暴力机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比例和经济生产企业管理者与产业工人的比例惊人的一致，反映了殖民地权力的同构性，以及掠夺实质。
另外，台湾的近代化也不像日本人所说的一般，都是日本人带来的。实际上，台湾的近代化起始于清代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主政台湾时期。他在任内(1885年～ 1 891年)大力推行加强海防、建立自立之省的“新政”，成绩卓著。在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6电线14oo余里，并在澎湖、彰化等地增设报局；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台北设邮政总局，在全岛分设下站、腰站、旁站43处；行邮票，邮路远达厦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是全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还早八年；修建台北至基隆、新竹和基隆至新竹的铁路，这是全国最早的自行集资、自行主办、自行掌控的自建铁路；鼓励民间富商集资兴建台北街市，走马车，安电灯，引自来水，修造铁桥，使台北成为当时中国比较繁荣的城市。刘铭传还主持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丈量土地活动，兴办西学堂，聘请外国教师任教，为台湾培养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才。在刘铭传治理下，台湾面貌大变，同时起步岛内的近代化与中国治海近代化，实为开启台湾近代化建设之第一人。
日本之所以这样宣传是因为岛内所有的近代化企业都在日本人的人控制之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完全抹杀以前台湾人民自己的建设成就。
在教育方面，日本人有意识的差别对待又是一个体现，在日本统治期间，殖民当局早在1896年就分别设立了最早的日语教学机构“国语学校”，“国语传习所”。“国语学校”类似以后的中学，传习所又分为甲、乙两科，分别以成人和儿童为对象，其目的是“对本岛人教授国语(日语)，作为日常生活之用，并养成本国之精神”。日语教育非常严厉，在学校不准讲汉语(台湾话)，一讲汉语即施予各种处罚。
1919年殖民当局出台所谓“内地延长主义”，又称“同化主义”。为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就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基本上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教学内容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被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在初级教育阶段，中国儿童就读的则是“公学校”和“国语传习所”及“教育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就读)，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
此后日本在台湾更积极地普及教育和推广日本语。193o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o%，到1938年增为5o%，194o年更增加到72%。193o年台湾懂日语的人不到1o%，1937年猛增为4o%，1939年更增加到6o%。“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殖民当局严禁台湾民众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祭祀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o月27日各行各业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
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大规模推行“皇民化”运动。1937年9月3o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皇民化”运动就此正式开始。其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殖民当局认为“教育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来说，台湾人具有高知识水平并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他们主张在台湾只进行很有限的教育，实行实际上的“愚民政策”，并宣传台湾日本化。1925年成立台北帝国大学，但这所大学里收容台湾子弟很少。一般台湾子弟只能上像医学专修这样的专门学校、职业学校，其目的是为了接受技能等实用性培训以满足日本统治的需要。很少人有机会接触文科性的精英教育，这些教育都要到日本本土去上。足见日人在台殖民教育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提升台人的文化与知识，而是为了完全把台湾给从文化上抹去。
在医学上，日本对台湾本地的中医也实行取缔灭绝的政策，1897年日本占领台省之统计：当时有中医1o7o人，据当局分析，富有声望者29人，通儒施医者91人，自称祖传者97人，其他均为一般时医，占8o%左右。
19o1年，日本占领者对台湾中医进行考试(按：日本明治维新对其本土之汉方医生举行考试，主要考西医，其目的是将中医改造成为西医，为消灭取缔中医的一种手段)，然而申请报考者竟多达2126人，经过考试及格者仍有1o97人之多，可见我台省中医界求生存竞争之烈。加上未经考试而有许可证者65o人，以及考试不及格但给予同情许可证者156人，因此，台湾本世纪初，有合格中医师19o3人。此后，日本为了在台湾推行其消灭中医的政策，不再举办中医考试，从此，中医绝了后来者，三十多年间，中医师只能年年减少，乃至完全消灭。
同样为了取缔台湾本地中医，和推行日本的西医的需要，日本还在台湾制定了一系列的卫生制度。
先是关于医疗卫生行政方面，日本占据台湾后，设总督府于台北。在卫生行政方面，分设中央及地方卫生行政机关。初置卫生事务所于台总督府官房，主管台湾卫生事务，由民政局内务部警察课掌管保健卫生，由军部办理医事卫生。因官制改订，几经变革后，设卫生课隶属总督府警务局，为中央卫生行政机关，掌管岛内一般卫生行政。其主管业务包括：传染病及地方病、卫生保健、海港检疫、上水(饮用水)及下水(水沟)和市区及港湾之卫生计划、医制及药制、官公立医院、取缔鸦片及其代用品，有关济生会及其他施药事项。地方行政机关有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及高维五州及台东、花莲港、澎湖三厅，各州警务部置卫生课、各厅警务课置卫生系，以分掌各地方之卫生行政事务。
再者在医学教育方面，为了完全杜绝中医的展，也对西医的教育非常之重视。日本据台后，总督府于1895年6月2o日在台北大稻埕千秋街创立了台湾病院(后改称台北病院，再改称台北医院)。两年后，即1897年4月，台北医皖院长山口秀高在院内设立医学讲习所，集台湾子弟约3o名施以近代医学教育，入学者多为日语传习所毕业生、医生(中医师)，及药店弟子，初期由台北医院派医师四名，药局人员两名担任教学，教授一般课程(物理、化学、数学、地理、历史、动植物学等)及医学，此为日本据台后医学教育之开始。
此试办之医学讲习所颇具成效，乃于1899年制定总督内医学校官制，4月正式成立台湾总督府医学校。19o2年5月11日第一届本科学生3名毕业。第二届仅有毕业生1名。第三届1o名。第四届9名。第五届增加到23名。其后，年有所增，医学教育逐渐步上轨道。早期的医学校没有属于自己的医院，而基于日本殖民主义者对台湾人的歧视，以日本病人为主体的台北医院不开放给台湾学生做临床学习，只能由日本教师率领台湾学生远路到台北仁济院或行旅病人收容所做临床实习。
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所设之最高学府为台北帝国大学。该校开设之初，只设文政、理农两学部，至1936年始设立医学部，以台湾总督府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校舍改充医学部之用。1936年1月7日，制定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规程，3月23日任命三田定则为该学部第一代部长。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多由日本本土各大学教授、副教授中选拔，一部分由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或台北医院主任级医师转任。杜聪明为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中唯一的台湾人教授，1937年三田定则升任台北帝国大学总长，由东京帝国大学名誊教授永井潜接任医学部长。台北医院移管，成为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小田俊郎任初代院长。
日本的做法取得他们想要的效果，虽说对于医疗方面的现代化有所帮助，在传染病方面也有所作为，对于一些传染病的防治工作的也有了一定的作为，但是在这期间中医的展完全陷入了低潮，甚至说停顿，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医已日渐减少，西医之培养由于受到当局的支持，毕业者渐多。到了1931年，日本昭和六年末，殖民当局对我台湾省各地之医药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统计，有医药人员共3161人，其中本岛人之医生325人，经营中药者2519人，经营洋药者112人；内地人之经营中药者17人，经营洋药者179人；外国人之经营中药者9人，医生共计325人，仅占药物经营者2836人的11.5%，而且这些医生均集中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而澎湖、花莲港与台东竟无医生。这完全是日本占领者在台推行其消灭中医政策的典型恶果，日本的中医文化灭绝政策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日本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台湾的有识之士和爱国人士的反感和抵制，使得岛内的反抗斗争一直不断，也为即将到来的中国收复台湾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日本控制台湾时根本不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对待台湾人民和自己国民完全一样，日本统治时期，虽然在法律上台湾人被看作是“日本人”中的“少数民族”，但与“纯正”日本人相比，台湾人受到了很大的歧视。在经济表现和统治上的表现就是一方面。日本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资本出于追逐利润的天性，当然也会对台湾的经济近代化起到一定作用。比如在台湾进行人口调查、水利建设、改进农作物、推行使用化肥、交通建设等。但是这些所谓的“成就”是资本主义扩展的结果，近代化水平越高，日本殖民者得到的越多。实际上，由于日本垄断资本的肆意扩展，台湾本土的民族资本毫无出路，全台同胞几近沦为日本廉价劳动力，这对于台湾的近代化而言完全是个压制。另外，这些现代化企业不但生产了财富，实际上也代替了警察的监视任务。
大规模的工厂集中了新型的产业工人，也集中了权力的实施对象。194o年收复台湾战争爆之前全部工业部门雇用了238856个台湾人和19536个日本人，日本人多数为管理者，台湾同胞则几乎全都为产业工人，日本人占台湾人的8％左右。据战后1946年统计，台湾的官吏和警察总数为5oo6o4人，台湾总人口为5768711人，日本人占台湾人的比例也是8％。暴力机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比例和经济生产企业管理者与产业工人的比例惊人的一致，反映了殖民地权力的同构性，以及掠夺实质。
另外，台湾的近代化也不像日本人所说的一般，都是日本人带来的。实际上，台湾的近代化起始于清代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主政台湾时期。他在任内(1885年～ 1 891年)大力推行加强海防、建立自立之省的“新政”，成绩卓著。在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6电线14oo余里，并在澎湖、彰化等地增设报局；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台北设邮政总局，在全岛分设下站、腰站、旁站43处；行邮票，邮路远达厦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是全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还早八年；修建台北至基隆、新竹和基隆至新竹的铁路，这是全国最早的自行集资、自行主办、自行掌控的自建铁路；鼓励民间富商集资兴建台北街市，走马车，安电灯，引自来水，修造铁桥，使台北成为当时中国比较繁荣的城市。刘铭传还主持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丈量土地活动，兴办西学堂，聘请外国教师任教，为台湾培养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才。在刘铭传治理下，台湾面貌大变，同时起步岛内的近代化与中国治海近代化，实为开启台湾近代化建设之第一人。
日本之所以这样宣传是因为岛内所有的近代化企业都在日本人的人控制之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完全抹杀以前台湾人民自己的建设成就。
在教育方面，日本人有意识的差别对待又是一个体现，在日本统治期间，殖民当局早在1896年就分别设立了最早的日语教学机构“国语学校”，“国语传习所”。“国语学校”类似以后的中学，传习所又分为甲、乙两科，分别以成人和儿童为对象，其目的是“对本岛人教授国语(日语)，作为日常生活之用，并养成本国之精神”。日语教育非常严厉，在学校不准讲汉语(台湾话)，一讲汉语即施予各种处罚。
1919年殖民当局出台所谓“内地延长主义”，又称“同化主义”。为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就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基本上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教学内容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被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在初级教育阶段，中国儿童就读的则是“公学校”和“国语传习所”及“教育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就读)，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
此后日本在台湾更积极地普及教育和推广日本语。193o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o%，到1938年增为5o%，194o年更增加到72%。193o年台湾懂日语的人不到1o%，1937年猛增为4o%，1939年更增加到6o%。“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殖民当局严禁台湾民众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祭祀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o月27日各行各业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
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大规模推行“皇民化”运动。1937年9月3o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皇民化”运动就此正式开始。其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殖民当局认为“教育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来说，台湾人具有高知识水平并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他们主张在台湾只进行很有限的教育，实行实际上的“愚民政策”，并宣传台湾日本化。1925年成立台北帝国大学，但这所大学里收容台湾子弟很少。一般台湾子弟只能上像医学专修这样的专门学校、职业学校，其目的是为了接受技能等实用性培训以满足日本统治的需要。很少人有机会接触文科性的精英教育，这些教育都要到日本本土去上。足见日人在台殖民教育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提升台人的文化与知识，而是为了完全把台湾给从文化上抹去。
在医学上，日本对台湾本地的中医也实行取缔灭绝的政策，1897年日本占领台省之统计：当时有中医1o7o人，据当局分析，富有声望者29人，通儒施医者91人，自称祖传者97人，其他均为一般时医，占8o%左右。
19o1年，日本占领者对台湾中医进行考试(按：日本明治维新对其本土之汉方医生举行考试，主要考西医，其目的是将中医改造成为西医，为消灭取缔中医的一种手段)，然而申请报考者竟多达2126人，经过考试及格者仍有1o97人之多，可见我台省中医界求生存竞争之烈。加上未经考试而有许可证者65o人，以及考试不及格但给予同情许可证者156人，因此，台湾本世纪初，有合格中医师19o3人。此后，日本为了在台湾推行其消灭中医的政策，不再举办中医考试，从此，中医绝了后来者，三十多年间，中医师只能年年减少，乃至完全消灭。
同样为了取缔台湾本地中医，和推行日本的西医的需要，日本还在台湾制定了一系列的卫生制度。
先是关于医疗卫生行政方面，日本占据台湾后，设总督府于台北。在卫生行政方面，分设中央及地方卫生行政机关。初置卫生事务所于台总督府官房，主管台湾卫生事务，由民政局内务部警察课掌管保健卫生，由军部办理医事卫生。因官制改订，几经变革后，设卫生课隶属总督府警务局，为中央卫生行政机关，掌管岛内一般卫生行政。其主管业务包括：传染病及地方病、卫生保健、海港检疫、上水(饮用水)及下水(水沟)和市区及港湾之卫生计划、医制及药制、官公立医院、取缔鸦片及其代用品，有关济生会及其他施药事项。地方行政机关有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及高维五州及台东、花莲港、澎湖三厅，各州警务部置卫生课、各厅警务课置卫生系，以分掌各地方之卫生行政事务。
再者在医学教育方面，为了完全杜绝中医的展，也对西医的教育非常之重视。日本据台后，总督府于1895年6月2o日在台北大稻埕千秋街创立了台湾病院(后改称台北病院，再改称台北医院)。两年后，即1897年4月，台北医皖院长山口秀高在院内设立医学讲习所，集台湾子弟约3o名施以近代医学教育，入学者多为日语传习所毕业生、医生(中医师)，及药店弟子，初期由台北医院派医师四名，药局人员两名担任教学，教授一般课程(物理、化学、数学、地理、历史、动植物学等)及医学，此为日本据台后医学教育之开始。
此试办之医学讲习所颇具成效，乃于1899年制定总督内医学校官制，4月正式成立台湾总督府医学校。19o2年5月11日第一届本科学生3名毕业。第二届仅有毕业生1名。第三届1o名。第四届9名。第五届增加到23名。其后，年有所增，医学教育逐渐步上轨道。早期的医学校没有属于自己的医院，而基于日本殖民主义者对台湾人的歧视，以日本病人为主体的台北医院不开放给台湾学生做临床学习，只能由日本教师率领台湾学生远路到台北仁济院或行旅病人收容所做临床实习。
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所设之最高学府为台北帝国大学。该校开设之初，只设文政、理农两学部，至1936年始设立医学部，以台湾总督府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校舍改充医学部之用。1936年1月7日，制定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规程，3月23日任命三田定则为该学部第一代部长。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教授多由日本本土各大学教授、副教授中选拔，一部分由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或台北医院主任级医师转任。杜聪明为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中唯一的台湾人教授，1937年三田定则升任台北帝国大学总长，由东京帝国大学名誊教授永井潜接任医学部长。台北医院移管，成为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小田俊郎任初代院长。
日本的做法取得他们想要的效果，虽说对于医疗方面的现代化有所帮助，在传染病方面也有所作为，对于一些传染病的防治工作的也有了一定的作为，但是在这期间中医的展完全陷入了低潮，甚至说停顿，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医已日渐减少，西医之培养由于受到当局的支持，毕业者渐多。到了1931年，日本昭和六年末，殖民当局对我台湾省各地之医药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统计，有医药人员共3161人，其中本岛人之医生325人，经营中药者2519人，经营洋药者112人；内地人之经营中药者17人，经营洋药者179人；外国人之经营中药者9人，医生共计325人，仅占药物经营者2836人的11.5%，而且这些医生均集中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而澎湖、花莲港与台东竟无医生。这完全是日本占领者在台推行其消灭中医政策的典型恶果，日本的中医文化灭绝政策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日本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台湾的有识之士和爱国人士的反感和抵制，使得岛内的反抗斗争一直不断，也为即将到来的中国收复台湾打下了一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