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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上井冈山，为中国革命找了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但是这个起端没有任何人褒奖，得到的反而是最严厉的处分。毛泽东通过艰辛摸索，开创了一条完全独立的中国革命道路，不但独立于敌人，而且独立于友人；不仅政治独立，而且经济独立。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蒋介石找过五个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洛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弄明白。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12.毛泽东如何步步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心境苍凉”到八七会议后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毛泽东通过艰辛摸索，开创了一条完全独立的中国革命道路，不但独立于敌人，而且独立于友人；不仅政治独立，而且经济独立。事实证明，这条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的最主要的基础。
当别人都还认识不到建设苏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呢？并不是说这条道路原来就存在于领袖的头脑之中，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生涯中一个艰辛摸索的过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同志当时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心境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还并没有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走这样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927年八七会议，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思想开始比较成熟了。八七会议之前我们要注意一个重大的背景，八一南昌起义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通过自己的武装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到了1927年9月29日三湾改编，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再到1927年年底井冈山斗争提出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实施工农武装割据。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脉络和发展的链路，这个过程在当年就已经论证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探索，并不是胸有成竹：我早就有这个思想，上了井冈山，我就是为这个东西而来的。不是的。当初上井冈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打长沙打不下来，只能上井冈山，上了井冈山怎么办？和井冈山上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的队伍会合。那怎么夺取未来的胜利呢？
井冈山地处偏远，秋收起义的队伍主要是湖南的农军和留洋的学生，有一小部分武昌国民警卫团，力量很弱，再加上井冈山上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的部队，这两个力量混合在一起，战斗力还是非常弱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势下，这支力量不被任何人看好，共产国际根本就不知道在井冈山还聚集了这样一股力量，更不可能想到这股力量最后能够颠覆中国所有白色政权，夺取全国政权，这在当时而言，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
中国革命道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先是政治独立，最终保障政治独立的是经济独立。经济独立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建立广泛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各个苏区一起来，中国革命有了自己的雏形。毛泽东同志开创了这条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使中国革命有了立足的最主要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访问苏联，见斯大林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排挤打击的人，有话无处说。”东方两位革命巨人会见，何等非同一般的场所，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长期没有按照共产国际交代的那一套去做，走了中国的独特的革命道路，这是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毛泽东同志讲了这些话之后，斯大林回答：“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
斯大林这位深刻改变了20世纪国际政治走向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也十分坦然地承认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有自己的特色。他的言外之意是：你们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了，那么你们所选择的方针、路线、政策就是对的，就是不受指责的，而我以前的指导就是有问题的，这是我也承认的。
13.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上）
在讲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之前，我先讲一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
我们国防大学有个国际问题交流班，这个国际问题交流班里世界各国军官都有，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澳大利亚的、日本的，世界各国的军官在一起除了学习交流，就是在国内考察。我记得我们当时参观考察的第一站是山东地区，先看曲阜，就是孔子的故乡，再到惠民，看孙子的故乡，然后参观青岛著名的企业。
第一站参观完后，西方几个国家的军官提出一个请求，他们说：“你们的参观项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都是安排给我们看的，我们能不能看自己想看的？”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们离开山东，一到上海，就把原定安排全部取消了，大家自由活动，交流班里的中国军官和几名外国军官结成小组，想看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
我当时负责为一名法国军官和一名德国军官带队，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从锦江饭店走出来，我就对法国军官和德国军官说：“今天时间都在我们手里，你们说我们看什么地方，我们就看什么地方。”法国军官首先建议，他说：“我们今天能不能看看中共‘一大’会址？”他的建议吓了我一跳，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中共党员到了上海都很难想到要看中共“一大”会址。这位法国军官刚到上海参观，就要看中共“一大”会址，我立即答应。
这个法国军官叫路易，在去中共“一大”会址的车上，我问路易：“你怎么想起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呢？”路易兴奋地说道：“中共‘一大’会址在当时是法租界呀，我们知道当时你们共产党很危险，到处有人在追你们，抓你们，要杀你们，法租界很安全，你们在法租界召开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中共现在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不要忘记我们法国人啊。”
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实际上他要看的是他们法国当年对中共“一大”作出的贡献，就是说，是他们法国给我们中共提供了成立的地点。我对路易说：“路易，你到了中共‘一大’会址就知道了，你还得向我们道歉呢。”他感到非常吃惊，为什么要道歉？我说：“你去中共‘一大’会址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在中共“一大”会址参观，参观到最后，当路易了解了中共“一大”会议的整个过程，他脸上的自豪感就消失了。
中共“一大”是在法租界召开，但并不是说就受到了法租界的保护。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是青年学生，没有地下斗争经验。会议开到五分之四时，突然有个人闯进来，闯进来后连忙说，走错了，又把门拉上走了。年轻的代表们当时没什么经验，以为真是有人走错了门，大家继续开会。幸好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个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荷兰共产党人，他当即提出不行，这个地点已经暴露了，立即转移。马林此语一出，代表们刚开始还有所犹豫，但新生的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是具有上级指示意思的，于是大家立即转移，决定把剩下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召开。中共“一大”代表刚转移不久，法国巡捕就冲进来抓人了。
我对路易说：“你好好看看，法国巡捕冲进来抓人，你说我们党成立要感激你们，我说我们新生的共产党差点儿被你们一网打尽了。”他说：“哎哟，还有这个事，我们真应该向你们道歉。”
从中共“一大”会址出来，我问那位德国军官，“现在该你建议去看什么地方了？”没想到这位德国军官提议去的地方，其潜在目的竟和法国军官如出一辙。他说：“我们能不能看看孙中山故居，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最早引进德国顾问的，你们中国革命的成功，今天中国建设发展成这样，不要忘记我们德国顾问曾经在这个过程中对你们作出的贡献。”
通过这两件事，两个外国人，两位外国军官——他们后来都分别当了德国和法国的驻华武官——对我们党和我们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充分认可的。但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党没有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如果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垮台了，还会有人认可我们吗？显然，那位法国军官绝不会以中共在法租界成立为荣，那个德国军官也绝不以孙中山最早聘请德国顾问为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20天，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上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支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
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
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
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
193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18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
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
1975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莱恩?克洛泽就出版了一本书TheManWhoLostChina。书名就不大客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蒋介石数十年惨淡经营，竭力奋斗，仅仅被归结为“运气”二字，克洛泽过于轻率。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人的愿望终生不改。十年内战时期有“两个星期”理论，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三个月”理论——“三个月消灭关里关外共军”，兵败台湾后又有“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蒋介石找过五个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洛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介石弄明白。
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蒋介石找过五个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洛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弄明白。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12.毛泽东如何步步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心境苍凉”到八七会议后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毛泽东通过艰辛摸索，开创了一条完全独立的中国革命道路，不但独立于敌人，而且独立于友人；不仅政治独立，而且经济独立。事实证明，这条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的最主要的基础。
当别人都还认识不到建设苏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呢？并不是说这条道路原来就存在于领袖的头脑之中，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生涯中一个艰辛摸索的过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同志当时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心境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还并没有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走这样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927年八七会议，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思想开始比较成熟了。八七会议之前我们要注意一个重大的背景，八一南昌起义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通过自己的武装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到了1927年9月29日三湾改编，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再到1927年年底井冈山斗争提出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实施工农武装割据。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脉络和发展的链路，这个过程在当年就已经论证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探索，并不是胸有成竹：我早就有这个思想，上了井冈山，我就是为这个东西而来的。不是的。当初上井冈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打长沙打不下来，只能上井冈山，上了井冈山怎么办？和井冈山上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的队伍会合。那怎么夺取未来的胜利呢？
井冈山地处偏远，秋收起义的队伍主要是湖南的农军和留洋的学生，有一小部分武昌国民警卫团，力量很弱，再加上井冈山上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的部队，这两个力量混合在一起，战斗力还是非常弱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势下，这支力量不被任何人看好，共产国际根本就不知道在井冈山还聚集了这样一股力量，更不可能想到这股力量最后能够颠覆中国所有白色政权，夺取全国政权，这在当时而言，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
中国革命道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先是政治独立，最终保障政治独立的是经济独立。经济独立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建立广泛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各个苏区一起来，中国革命有了自己的雏形。毛泽东同志开创了这条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使中国革命有了立足的最主要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访问苏联，见斯大林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排挤打击的人，有话无处说。”东方两位革命巨人会见，何等非同一般的场所，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长期没有按照共产国际交代的那一套去做，走了中国的独特的革命道路，这是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毛泽东同志讲了这些话之后，斯大林回答：“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
斯大林这位深刻改变了20世纪国际政治走向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也十分坦然地承认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有自己的特色。他的言外之意是：你们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了，那么你们所选择的方针、路线、政策就是对的，就是不受指责的，而我以前的指导就是有问题的，这是我也承认的。
13.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上）
在讲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之前，我先讲一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
我们国防大学有个国际问题交流班，这个国际问题交流班里世界各国军官都有，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澳大利亚的、日本的，世界各国的军官在一起除了学习交流，就是在国内考察。我记得我们当时参观考察的第一站是山东地区，先看曲阜，就是孔子的故乡，再到惠民，看孙子的故乡，然后参观青岛著名的企业。
第一站参观完后，西方几个国家的军官提出一个请求，他们说：“你们的参观项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都是安排给我们看的，我们能不能看自己想看的？”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们离开山东，一到上海，就把原定安排全部取消了，大家自由活动，交流班里的中国军官和几名外国军官结成小组，想看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
我当时负责为一名法国军官和一名德国军官带队，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从锦江饭店走出来，我就对法国军官和德国军官说：“今天时间都在我们手里，你们说我们看什么地方，我们就看什么地方。”法国军官首先建议，他说：“我们今天能不能看看中共‘一大’会址？”他的建议吓了我一跳，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中共党员到了上海都很难想到要看中共“一大”会址。这位法国军官刚到上海参观，就要看中共“一大”会址，我立即答应。
这个法国军官叫路易，在去中共“一大”会址的车上，我问路易：“你怎么想起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呢？”路易兴奋地说道：“中共‘一大’会址在当时是法租界呀，我们知道当时你们共产党很危险，到处有人在追你们，抓你们，要杀你们，法租界很安全，你们在法租界召开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中共现在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不要忘记我们法国人啊。”
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要看中共“一大”会址。实际上他要看的是他们法国当年对中共“一大”作出的贡献，就是说，是他们法国给我们中共提供了成立的地点。我对路易说：“路易，你到了中共‘一大’会址就知道了，你还得向我们道歉呢。”他感到非常吃惊，为什么要道歉？我说：“你去中共‘一大’会址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在中共“一大”会址参观，参观到最后，当路易了解了中共“一大”会议的整个过程，他脸上的自豪感就消失了。
中共“一大”是在法租界召开，但并不是说就受到了法租界的保护。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是青年学生，没有地下斗争经验。会议开到五分之四时，突然有个人闯进来，闯进来后连忙说，走错了，又把门拉上走了。年轻的代表们当时没什么经验，以为真是有人走错了门，大家继续开会。幸好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个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荷兰共产党人，他当即提出不行，这个地点已经暴露了，立即转移。马林此语一出，代表们刚开始还有所犹豫，但新生的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是具有上级指示意思的，于是大家立即转移，决定把剩下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召开。中共“一大”代表刚转移不久，法国巡捕就冲进来抓人了。
我对路易说：“你好好看看，法国巡捕冲进来抓人，你说我们党成立要感激你们，我说我们新生的共产党差点儿被你们一网打尽了。”他说：“哎哟，还有这个事，我们真应该向你们道歉。”
从中共“一大”会址出来，我问那位德国军官，“现在该你建议去看什么地方了？”没想到这位德国军官提议去的地方，其潜在目的竟和法国军官如出一辙。他说：“我们能不能看看孙中山故居，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最早引进德国顾问的，你们中国革命的成功，今天中国建设发展成这样，不要忘记我们德国顾问曾经在这个过程中对你们作出的贡献。”
通过这两件事，两个外国人，两位外国军官——他们后来都分别当了德国和法国的驻华武官——对我们党和我们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充分认可的。但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党没有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如果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垮台了，还会有人认可我们吗？显然，那位法国军官绝不会以中共在法租界成立为荣，那个德国军官也绝不以孙中山最早聘请德国顾问为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20天，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上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支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
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
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
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
193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18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
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
1975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莱恩?克洛泽就出版了一本书TheManWhoLostChina。书名就不大客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蒋介石数十年惨淡经营，竭力奋斗，仅仅被归结为“运气”二字，克洛泽过于轻率。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人的愿望终生不改。十年内战时期有“两个星期”理论，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三个月”理论——“三个月消灭关里关外共军”，兵败台湾后又有“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蒋介石找过五个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洛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介石弄明白。
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