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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贤身为内阁首辅，负有天下之望，有些事情，确实也不会轻易的做出决定。如果在邮传信息和治吏上果然有进步，而都察院的巡按和锦衣卫的廉政监察果真能杜绝原本的贪污模式，那么，不妨试一试提高商税。
至于地税，那是打死也不能提的，当然，张佳木所说的地赋改革，倒是可以一试。
比如西北到陕北一带，大约有一百多个州府，上缴的粮食有限的很，不敢说年年有灾，十年倒有八年要报灾异。
既然如此，不如全免了也罢。
以当时全国统计一千多万顷土地的规模，再加上一年超过三千万石的粮食收入，提出这个地赋全免的计划，虽然是雄心勃勃，但，亦非不可接受。
事实上明朝就是年年免除赋税的，数字多的时候，一年收入加起来不过四千万石左右，免除的地赋却在五六百万石，有时候是四分之一，有时竟接近三分之一。
这种免税，其实原因很多。
灾荒减赋和免赋是一部份，有些地方赋税收不上来，干脆借着免赋一风吹了，也是重要的原因。
特别多的地方，就是江南一带了。
那里士绅力量大，地方官根本没有办法和本地士绅对抗，一个大士绅一年该上缴六百石的赋税，但他抗着不缴，最多交了一半，或是三分之一，官员也拿这个士绅没有办法。
拖的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笔烂账，根本不要指望能收起来。
士绅如此，苏州和松江地方民风不大朴实，事实上，也是明初时朱元璋恼怒苏州人帮着张士诚对抗他，所以把苏州等地的赋税定的极高，百年之下，想叫苏州人完粮纳税，也是有那么点不近人情。
这些都是没必要的行政程序，明朝的所谓减赋，大抵就是如此。
既然收不上，但也不敢下调。因为劣绅刁民确实很叫人头疼，高赋税就交八成，地方官很怀疑把赋税下调之后，仍然收不齐。
这样等于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当然没有人敢这么做。
年年在账簿上玩这些花样，以张佳木现在的控制力来说，完全没有这种必要了。
西北和陕北免赋，再迁走一些无水地区的居民，可望最大程度改善当地民生，最少，就算是小冰河时期也不会有大规模的灾害和流民为祸了。
东南一带，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征收田赋，完粮实收，而征收的额度也是从实际出发，不再玩账簿上的那些花样了。
改制之后，年赋税仍在三千万石以上，不会对帝国的运行有任何的影响，相反，就算有影响也是良性的，不足为惧。
这原本是极好的方案，但李贤还不敢答应下来。
此时他看向张佳木，语气诚恳的道：“我知道太保是唯恐时间不够，只愿做的再快些儿。但，我要直说了，现在开放海禁还勉强可行，但最少要一两年功夫才能收功。再下来才谈得上整理摊派和商税，再下来再谈免赋和调控各地田税的事。这样一步步的来，没有十年时间，很难看到成效。”
“十年？”张佳木摇头笑道：“十年对一个政府来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我要做的可不是眼前这一点事。”
以他的打算，从水利到农田，再到育种，交通、教育、行政、司法，确实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
十年时间只用来做这么几件事，确实是太慢太慢了。
人的一生有限，况且现在的医疗条件也很难说人的生命能受到实切的保障，所以，还是只争朝夕的好些。
见张佳木急切，李贤却只是摇头。
他是政府中的首脑人物，自然知道这个庞大的官僚体制有多么僵化。要不是张佳木巧妙的手段来引导，现在做的这几件事会引发多大的风波，谁能知道？
就算如此，以李贤的信息情报来源也是知道，关于漕运和吏治的事，已经在江南士绅中引起不小的反弹。
特别是漕运改海运一事，不少士绅和读书人都担心会破坏海禁，而海禁和沿海治安有关，更和沿海居民出海有关。
在当时来说，因为永乐下西洋对民力的滥用，官绅和读书人都对出海一事持有反感，对那些出海不归的人更认为是背弃祖宗，死不足惜。
在福建和广州沿海经验有出海遇到海难的，景泰年间，广州海滩上冲上来三十余人，全部是海难的幸存者，也是迁居南洋的一批福建农民。
福建近海多山，土地也谈不上肥沃，所以百姓多以出海求活，遇到海难原本是死中逃生的幸事，但很不幸，他们被广州的地方官员抓到，然后以私自出海的罪名，全部被下令处斩了。
指望这样的官员赞同开放海禁，这原本就是一件极难极难的事。需要是以实例说明，开放海禁没有安全问题，不扰民，不损耗民力，而且不对中国的人口有太大的影响。同时，还要与国有利，也要与官和有实力的民有利。
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看似一个简单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已经在这么庞大的国家执行了这么多年，要改变它，需要顾及的绝不止是公文上的考量，而是实际的执行与安抚，折冲与平衡。
李贤对这些自然是考虑的极多，所以，他有顾忌。
而且，这个顾忌还不便说出口来，哪怕就是这时对着张佳木，也并不方便直说。
但张佳木等不得了，他约出李贤，就是要畅所欲言，把今后十年甚至是二十年的大政方针都定下来。
如果他在军事上有范广这个帮手，边境上还有杨信和陈逵等助手的话，在文事政治行政上，李贤是他不二的最佳助手，除了李贤，怕是也找不到更好的了。
所以张佳木务必要得到对方没有保留的合作。
他看向李贤，一字一顿的道：“原德心中惴惴，恐怕也是担心朝政并不能一直稳当，我的地位，也并不保险，是吧？”
这种诛心之问，换了别人必定不敢如实回答，但此时此景，如果李贤还吞吞吐吐的不敢答，他也不配被张佳木这么看重了。
当下便是果决答道：“是的，皇上在一天，太保的地位稳固一天。但，朝中各官并不依附，太保光是要在这上面下的功夫，就不在小。而将来就算各官依附，皇上万一有所不讳，那么，政局如何，仍然难料的很。”
做为一个政治家，所看到的绝不是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
以现在张佳木和内阁的配合，还有在六部中的势力，可以说推动改革并不难。但可想而知的就是，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下去，遇到的阻力也就会越大。
名义上，张佳木只是掌府事的都督，锦衣卫的指挥，幼军的提督，还有宗人府的宗令。这几样官职，才是他的本职。
而推动政府的政务，则是以影响力，以党羽的力量来进行。当然，现在还有内阁的合作。
万一这种脆弱的联盟出现风波变动，不要说皇帝换人了，就算是换一个部的尚书，或是侍郎，现在这种微妙的平衡就可能被打破。
现在的局面还算稳固，但一旦出现风波，可能就会前功尽弃。
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已经很不容易，花几年功夫把这些成果消化掉，再稳固下来，李贤已经觉得能青史留名了。
如果张佳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稳固联盟，加强权势，再进行更难更容易遇到反弹的改革，他是必定不会奉陪下去了。
这固然不那么伟岸，但世情就是如此，李贤虽然当得起一个贤字，但毕竟也只是一个普通人，指望他做的更多，也殊无可能。
“原德的顾虑是对的。”张佳木看向他，沉吟着道：“如果原德能手握重权呢？”
“说不得。”李贤笑而摇头，道：“太保不必再提这个，要说权位，我的权位够重了，现在这样已经有不少人说话，说我是为了一已之私才趋从太保，要不是这么多年多少赚得一些名声，怕已经是身败名裂了。”
李贤是张佳木的建议，新官制下大学士为一品，而首辅为了尊重，光是称先生而不名还不行，以往三公是坐而论道，宋时撤了宰相座位，而此时君权更重，宰相有时也要跪着议事，当然，多半还是会赐座，甚至赐茶。
只是这是额外的恩典，不是常例，以张佳木的建议，以后宰相首辅例有座位，可以和君主坐而面谈。
至于例加太傅，也是允准，首辅例封侯爵，倒是没有答应下来。
但就是这样，已经使李贤饱受非议，而他自己也是再三固辞，只是皇帝对李贤的信任不在张佳木下，给李贤的这些尊荣加赐，皇帝自己也很愿意，所以，答复就是：所赐应受，所辞不允。
而现在张佳木还在提权位之事，李贤也只能报之以苦笑了。
“不，我不是说要给原德本人再加什么权位，我的意思，是要彻底的改一下这个内阁制度。”
“哦，”李贤心中大动，但不敢相信，只是看向张佳木，肃容道：“愿闻其详！”(。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至于地税，那是打死也不能提的，当然，张佳木所说的地赋改革，倒是可以一试。
比如西北到陕北一带，大约有一百多个州府，上缴的粮食有限的很，不敢说年年有灾，十年倒有八年要报灾异。
既然如此，不如全免了也罢。
以当时全国统计一千多万顷土地的规模，再加上一年超过三千万石的粮食收入，提出这个地赋全免的计划，虽然是雄心勃勃，但，亦非不可接受。
事实上明朝就是年年免除赋税的，数字多的时候，一年收入加起来不过四千万石左右，免除的地赋却在五六百万石，有时候是四分之一，有时竟接近三分之一。
这种免税，其实原因很多。
灾荒减赋和免赋是一部份，有些地方赋税收不上来，干脆借着免赋一风吹了，也是重要的原因。
特别多的地方，就是江南一带了。
那里士绅力量大，地方官根本没有办法和本地士绅对抗，一个大士绅一年该上缴六百石的赋税，但他抗着不缴，最多交了一半，或是三分之一，官员也拿这个士绅没有办法。
拖的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笔烂账，根本不要指望能收起来。
士绅如此，苏州和松江地方民风不大朴实，事实上，也是明初时朱元璋恼怒苏州人帮着张士诚对抗他，所以把苏州等地的赋税定的极高，百年之下，想叫苏州人完粮纳税，也是有那么点不近人情。
这些都是没必要的行政程序，明朝的所谓减赋，大抵就是如此。
既然收不上，但也不敢下调。因为劣绅刁民确实很叫人头疼，高赋税就交八成，地方官很怀疑把赋税下调之后，仍然收不齐。
这样等于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当然没有人敢这么做。
年年在账簿上玩这些花样，以张佳木现在的控制力来说，完全没有这种必要了。
西北和陕北免赋，再迁走一些无水地区的居民，可望最大程度改善当地民生，最少，就算是小冰河时期也不会有大规模的灾害和流民为祸了。
东南一带，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征收田赋，完粮实收，而征收的额度也是从实际出发，不再玩账簿上的那些花样了。
改制之后，年赋税仍在三千万石以上，不会对帝国的运行有任何的影响，相反，就算有影响也是良性的，不足为惧。
这原本是极好的方案，但李贤还不敢答应下来。
此时他看向张佳木，语气诚恳的道：“我知道太保是唯恐时间不够，只愿做的再快些儿。但，我要直说了，现在开放海禁还勉强可行，但最少要一两年功夫才能收功。再下来才谈得上整理摊派和商税，再下来再谈免赋和调控各地田税的事。这样一步步的来，没有十年时间，很难看到成效。”
“十年？”张佳木摇头笑道：“十年对一个政府来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我要做的可不是眼前这一点事。”
以他的打算，从水利到农田，再到育种，交通、教育、行政、司法，确实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
十年时间只用来做这么几件事，确实是太慢太慢了。
人的一生有限，况且现在的医疗条件也很难说人的生命能受到实切的保障，所以，还是只争朝夕的好些。
见张佳木急切，李贤却只是摇头。
他是政府中的首脑人物，自然知道这个庞大的官僚体制有多么僵化。要不是张佳木巧妙的手段来引导，现在做的这几件事会引发多大的风波，谁能知道？
就算如此，以李贤的信息情报来源也是知道，关于漕运和吏治的事，已经在江南士绅中引起不小的反弹。
特别是漕运改海运一事，不少士绅和读书人都担心会破坏海禁，而海禁和沿海治安有关，更和沿海居民出海有关。
在当时来说，因为永乐下西洋对民力的滥用，官绅和读书人都对出海一事持有反感，对那些出海不归的人更认为是背弃祖宗，死不足惜。
在福建和广州沿海经验有出海遇到海难的，景泰年间，广州海滩上冲上来三十余人，全部是海难的幸存者，也是迁居南洋的一批福建农民。
福建近海多山，土地也谈不上肥沃，所以百姓多以出海求活，遇到海难原本是死中逃生的幸事，但很不幸，他们被广州的地方官员抓到，然后以私自出海的罪名，全部被下令处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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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上，张佳木只是掌府事的都督，锦衣卫的指挥，幼军的提督，还有宗人府的宗令。这几样官职，才是他的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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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张佳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稳固联盟，加强权势，再进行更难更容易遇到反弹的改革，他是必定不会奉陪下去了。
这固然不那么伟岸，但世情就是如此，李贤虽然当得起一个贤字，但毕竟也只是一个普通人，指望他做的更多，也殊无可能。
“原德的顾虑是对的。”张佳木看向他，沉吟着道：“如果原德能手握重权呢？”
“说不得。”李贤笑而摇头，道：“太保不必再提这个，要说权位，我的权位够重了，现在这样已经有不少人说话，说我是为了一已之私才趋从太保，要不是这么多年多少赚得一些名声，怕已经是身败名裂了。”
李贤是张佳木的建议，新官制下大学士为一品，而首辅为了尊重，光是称先生而不名还不行，以往三公是坐而论道，宋时撤了宰相座位，而此时君权更重，宰相有时也要跪着议事，当然，多半还是会赐座，甚至赐茶。
只是这是额外的恩典，不是常例，以张佳木的建议，以后宰相首辅例有座位，可以和君主坐而面谈。
至于例加太傅，也是允准，首辅例封侯爵，倒是没有答应下来。
但就是这样，已经使李贤饱受非议，而他自己也是再三固辞，只是皇帝对李贤的信任不在张佳木下，给李贤的这些尊荣加赐，皇帝自己也很愿意，所以，答复就是：所赐应受，所辞不允。
而现在张佳木还在提权位之事，李贤也只能报之以苦笑了。
“不，我不是说要给原德本人再加什么权位，我的意思，是要彻底的改一下这个内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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